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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司马迁这个人？是小时候背毛爷爷悼张思德中那一句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，还是上学后写关于挫折的议论文中用烂的例子“司马迁受宫刑却未放弃毕生追求，最终写成史记”，或者是翻阅《史记》亲身领略他空前绝后的文采时？也许是更早，不知世事的稚嫩童心捕捉到了司马迁这个名字，却未能懂得这三个字所背负的关乎人性的沉重喘息。
人们提到司马迁，总对他遭腐刑而意志不屈的性情津津乐道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他的忍辱负重，仿佛他的一生只停留在一个阶段，决心苟且偷生后的每一日每一夜苦痛难堪的生活人们并不关心，对于伟大的人格来说，这些似乎都可以被忽略——过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司马迁最终完成了史家绝唱，谱出了一曲无韵离骚。
然而，当我们抛开歌功颂德的表面文章，用平凡的人性去衡量司马迁，去接近他和他所处的时代，去触摸他封闭了千年的尘心，你会发现汗水一滴滴渗出脑门，你无法想象也不愿去想，一个被阉割了的文人如何用一支笔代替一颗心活下去。
一个完整的人由生理与心理构成，物质不能代替精神，精神也不能完全代替物质。庄子所说的“无所恃”，只是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境界。司马迁曾是一个平凡的文人，一个完整平凡的文人。作为一个自然人，他延续着司马氏的血脉，也继承了司马氏世世代代作为史官的使命。在父系氏族的社会中，男人掌握着世界的权杖，正如宙斯统治神界一般，男人的骄傲、伟岸和坚定投于烈火之中，铸成了一颗跃动不止的雄心。司马迁性格中的刚毅和犀利是他作为一个文人所拥有的，更是其作为一个男人所拥有的。他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这点，直到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之后，他才会感到性别对于自己一生的根本影响。
司马迁是正直而执拗的，文人习惯以史为鉴，习惯以古书上的道德标准衡量君王，司马迁亦然。他不屑揣测帝王的心思，鄙弃谄媚逢迎的小人，厌恶残忍凶暴的酷吏，他爱憎得分明，他太认真。认真和迂腐是一张牌的双面，他容不下一点污垢，他看不惯是非颠倒，看不惯就一定要站出来说。这是文人的脾性，是骨子里的傲气和高洁，这一股高傲化作纸上铮铮有力的表达，震撼人心。文人的豪情、崇高与伟大浸透在字里行间，这不只是司马迁的坚持，也是中国文人焕发光彩的一面。
但正如司马迁遭受腐刑，封建君权下的文人在人性上遭受了无情的阉割。文人的人格开始分裂，从男性人格中分裂出女性人格，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君权的强化愈演愈烈，像被折断双翅的鹰，即使心中有再多的壮志也无法自由翱翔天际。于是，文人为了保全自己学会了进退，学会了曲意违心的说辞，他们在批判奸臣宦官小人的同时不得不屈从于君权，卑微低贱的因子从行为上开始滋长，向前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就像被阉割后的司马迁。在司马迁选择被阉割后，在他为一生的梦想下定了不死的决心后，他必将收敛自己的正直而多少拾起唯唯诺诺那一套——因为他不再是一个不怕死的男人，他怕，怕完成不了《史记》，怕《太史公记》无法见诸于世，怕最深刻的屈辱换来的是一场空梦。为了成就《史记》，他只能选择放弃做一个从黄河边上生长出来的男人。从生理上到生理上，他不同程度的放弃了男人的活法，这不但影响了他的生活，更影响了他的生命。
帝王的权杖下，所有的男人也不过是求人垂帘的女子，一举一动皆不能自由，倍受牵制，到最后连自己也成了牵制者。这是文人的辛酸与悲哀，也折射出文人性情中无可逃避的懦弱与胆怯。宫刑前，司马迁敢于站在戾气逼人的帝王面前为李陵求情，宫刑后的司马氏却无法再次大义凛然无所顾忌的为友人任安说情。一纸《报任安书》，分明是用文人滴滴鲜血写成。司马迁试图在文字中寻求男人的雄心与气魄，试图让精神的伟大掩盖肉体的卑微，身体上的残疾将精神逼到了极端，压抑的小心翼翼的生活找到了文字作为宣泄的出口，文字却又变成批判内心的利剑与自我映照的铜镜，他的疯狂是难以参透的走火入魔。
自此，文人的灵与肉分裂为两重天。伪善之芽得到了生长的土壤，性情中的顺从、挣扎、庄严、丑陋、虚伪一激发出来，文人的内心容纳了风云色变，容纳了一片大海，大海里有光鲜美丽的生物也有冰冷坚硬的岩石，还有腐烂的鱼刺生锈的沉船，清明的不再清明，最终，司马迁的矛盾与复杂成为后世文人的矛盾与复杂。
诚如司马迁所说，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。可叹的是，以司马迁为开端的文人没能做到要么泰山要么鸿毛的坦然之死，他们徘徊在泰山与鸿毛之间，步伐沉重而艰辛。文人的灵与肉撕扯着，扯成一道道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残缺不堪的喘息。